“五虎上将”，一个听来颇有传奇色彩的称谓，但在“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1954年，“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种说法。
1954年四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以及组织部部长郭峰，曾先后担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同时，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洪与东北局秘书长赵德尊，亦均在此时被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二十年后，昔日的“五虎上将”竟悉数获邀重返岗位。他们经历的起伏跌宕，究竟有何原因？
“五虎上将”源于蜀汉刘备的五位亲信武将。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中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对涉及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举措是恰当的。
昔日东北高干会议向党中央提出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官员职务的文件中，并未提及“五虎上将”这一称号。
既然官方文件中并未提及此点，那么是谁率先提出并让这一观点广泛传播的呢？
首先，赵德尊的排名从原本的末位跃升至第三位；其次，在“五虎上将”的行列之外，新增了“陈伯村”这一新成员。
带着满腹疑问，我拜访了昔日的“五虎上将”之一——赵德尊。
他答道：
在那段东北高干会议的夜晚，周桓同志——时任东北军区副政委——莅临家中，与我进行了深切的交谈，对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他鼓励我毫无保留地将与高岗同志之间的事宜详细道来。
当时我对他的印象颇为亲切，于是便将我抵达北京后，高岗对我所谈的关于刘少奇的几点独到见解分享给了他。此外，我还提及了高岗休假期间，我们在杭州共进晚餐的往事。
然而，他不久便在会议上进行了揭露，声称我在北京带回高岗的三封亲笔信，实则记录了高岗对我提出的三个不同观点。
在大会上，他揭露我们时，竟然以“五虎上将”这一称号相称……
周桓揭发后，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升级，说我跟着高岗跑，反对刘少奇，而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党。这样，我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也从‘五虎上将’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三名。”
在此之前，另一位“五虎上将”的涉及者郭峰亦向我们明确指出，首次启用“五虎上将”这一称号的，正是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桓。
陈伯村，曾担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其名字之所以被提及，乃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高层干部会议上，有人指出他在高岗的领导下，忠实地遵循并执行了宗派干部的方针，言听计从，无有二致。
一旦这些材料呈递至中央，并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际，陈伯村便继“五虎上将”之后，赫然名列榜单。
张赵马郭起伏不定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之际，“五虎上将”虽依旧被冠以“同志”之称号，其后的际遇虽不及潘汉年、杨帆等被划为“饶漱石反党集团”成员者那般悲凉，却也经历了被撤职、降级、下放的惩戒。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们的命运才得以改观。
一、张秀山
在“五虎上将”的阵容中，唯有张秀山一人的从军经历源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与高岗同乡于陕北，且二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张秀山便被委以重任，投身于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中，他身先士卒，勇猛作战，即便在战场上遭遇敌人子弹击中肺部，也凭借奇迹般的幸运得以幸存。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张秀山亦接连担任了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要职。
抗日战争终战之际，国共两党在我国东北展开了关乎命运的决战。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精心挑选了一批英勇善战的精锐力量，组建了干部团，并与两个步兵兵团协同，构成了东北支队。该支队由张秀山同志担任政治委员，黄永胜同志出任司令员，肩负起创建东北根据地的重任。
1949年三月，中共中央再度委以重任，任命张秀山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东北局秘书长及东北局党校校长之职。
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际，张秀山便肩负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重任。他三度深入朝鲜战场，亲临一线，着力解决志愿军在物资装备方面的迫切需求。
在经历撤职与批判之后，张秀山于1954年12月被下放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担任第一副场长的职务。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张秀山始被委以重任，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及党组成员，并兼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之职。
历经岁月的风雨洗礼，张秀山并未动摇革命信念，而是以更加刻苦的劳作，力求弥补逝去的光阴。为保障“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高效推进，他屡次带领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毛乌素沙漠以及黄河河套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与研讨，并在现场召开会议，为新时期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先生因心脏病治疗无效，于北京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载。
二、张明远
1906年，张明远诞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前独树村，一个充满质朴气息的农民家庭之中。
九十二年人生，七十三年革命路。
自领导农民起义，转战白区斗争；历经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挥百万军民投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参与东北经济建设高潮，又遭遇革命道路的低谷；勇敢投身改革开放，直至晚年仍保持壮志凌云。
在1925年的暑假时节，时任“玉田旅京同乡会”主任委员的江浩，成功举办了“全县小学教师暑假讲习会”。彼时，年仅十九岁的张明远，正于家乡虹桥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此次培训的经历，为张明远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有幸结识并深入接触人生中的首位导师——江浩。讲习班落幕之后，张明远便开始向江浩笔耕不辍，详述自己的工作心得与思想动态。在江浩看来，张明远不仅是需要他关爱与扶持的晚辈，更是他视为兄弟的存在。他时常托人转送一些有助于进步的书籍和刊物， whenever 有机会便与他促膝长谈，确保他能源源不断地吸收革命的新思想。自那时起，张明远便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同年，江浩将他引荐入了共产党的行列。
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张明远深情地回忆道：“我将自己的思想见解与满怀希望寄托于信笺之中，转寄给江浩。他给予我无尽的鼓励。书信的交流，让我们之间形成了坚实的友谊纽带，他亦成为我革命生涯中不可或缺的良师与益友。”
1926年五月，张明远踏入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了他的培训之旅。在此，他得以与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一批他敬仰的革命先辈们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并倾听了他们的精彩讲座。
择伴同行，实为塑造人生境界之关键。张明远聆听毛泽东先生讲解《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农村》，犹如春风化雨，顿悟其中深意，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讲习所的每一次活动中，他都积极参与，更是竭尽全力争取成为组织者，贡献力量。而他一生难忘的，是那次由毛主席亲自引领的实地考察之旅。彼时，他担任卫生员一职，随着船只驶离不久，便仿佛成了汪洋中的一片孤叶。
承受不住颠簸之苦，众多学员纷纷出现晕船症状，呕吐不止，状况狼狈不堪；张明远当时亦感极度不适，然而，他未曾忘记肩负的使命，凭借着非凡的毅力，一次又一次抵御着晕眩与恶心的侵袭。他咬紧牙关，竭尽所能地照顾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毛主席目睹此景，不禁赞誉有加。踏岸之后，他亲切地与他交谈，关切地询问他的生活与工作状况。那时的张明远尚未更名，他答道：“吾乃河北玉田人士，名张金言，家父为农，吾身为小学教师，亦在家中协助家父耕作。”
毛主席对他的赞誉有加，幽默地评价道：“金言，这名字真是恰到好处，金口玉言啊！”紧接着，他关切地询问了冀东地区的革命态势，张明远则一一进行了简洁的汇报。
尽管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期间颇为短暂，他却目睹了领袖们挥洒激情、指点江山的英姿与气概，这一幕激起了他向更高目标攀登的雄心。
在动荡的年代，英雄辈出。正值芳华二十岁，张明远在培训结束后，欣然接受了中共北方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及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双重委派，肩负起家乡农民运动领袖的重任。
1927年10月，他率领玉田及周边四县的农民群众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成功创建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吹响了土地革命的号角，在中国北方高高举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鲜明旗帜。尽管玉田农民大暴动最终未能成功，张明远却三次被捕，其中最后一次被囚禁长达三年。然而，他始终未曾放弃斗争，并在狱中担任党支部书记。1932年11月获释后，他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另一方面继续在家乡推广革命思想。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张明远投身冀东革命根据地，从事支前工作，将后勤保障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确保了部队的物资供应，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初期，他身兼数职，担任中共冀热辽分局常委、冀东区党委常委、行署主任以及冀东区战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要职。他带领冀东子弟兵转战东北，继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仅粮油一项，冀东根据地就提供了高达一千万公斤，为东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际，张明远毅然扎根东北，肩负起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局副书记的重任。他投身剿匪除霸的斗争，全力巩固革命政权，同时将振兴东北经济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恢复重建重点项目如鞍钢。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肩负起志愿军后勤保障的重任，担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一职。在洪学智等人的协助下，我们共同打造了一条坚不可摧、坚如磐石的钢铁运输线，为成功破解敌人的绞杀战术作出了卓越且显著的贡献。
张明远的一生充满坎坷，与家人相聚时光寥寥，但他始终不放松对孩子的教育。他常常对子女们强调：“你们是人民的子女，是党的后代。要与时俱进，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逐渐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众人各以独到之姿，于不同角落，随时响应党的召唤，投身战场，与父辈兄长并肩作战，共同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使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在各个战线、各个领域均向祖国人民呈现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
张明远的长女张晓霁曾多次言道：“父亲教导我们，人生当自强不息，无畏前行，勇于担当，无怨无悔。”
数位兄弟姐妹正孜孜不倦地追寻着各自的理想，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人类辉煌而崇高的事业，视民族的兴衰为己任，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升华。
张明远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并兼任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不久后，他再次获得晋升，担任了东北局秘书长的职务。
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伊始，他肩负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及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的重任，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
自1952年起，东北局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至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领域。在此期间，张明远先生相继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关键职位，从而成为东北局的核心领导力量。
鉴于张明远出色的能力，高岗对他颇为赏识，两人之间的互动自是频繁。
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张明远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于1955年1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
张明远内心深感郁闷，正如他在后续的申述材料中所述：
“在整个处理我的个人事务过程中，东北局并未与我正式讨论过组织决定的依据与具体结论，亦未向我展示相关材料，亦未征询我对这一处理的看法；我未曾签署任何处分决定。”
“我始终未曾明了，自己究竟犯了何种‘反党错误’，为何遭受如此严厉的处罚，这让我感到困惑，也始终难以理解。”
尽管心中“始终萦绕着困惑”，然而，作为一位资深共产党员，张明远依然在新任职位上勤勉耕耘。
在“文革”落幕之际，张明远于1979年受命担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一职，负责领导机关党委及行政事务。随后，他又荣膺第六届全国政协的常委。
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先生因健康原因在北京不幸离世，享年九十二载。
三、赵德尊
赵德尊，于1913年诞生于奉天省的冷子堡（今日之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在他尚在襁褓之中时，担任教书先生的父亲不幸因病离世。
尽管她的母亲节衣缩食，以糠菜为食，却始终坚守着让失去父亲的赵德尊继续求学的信念，因此，赵德尊在完成家乡的小学教育后，继而来到沈阳深造，就读于初中和高中。最终，在1933年，他得以进入清华大学，攻读外国语言文学专业。
1935年，赵德尊正值清华大学求学之际，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并曾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一职。随着抗战的爆发，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晋冀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等要职。1945年，赵德尊在延安有幸参加了中共七大。至1950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次年4月，他被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并随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
赵德尊自升迁以来，仅担任秘书长一职半年，便在东北地区的高干会议上，成为了众矢之的，备受批判。
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已然发生的事情，终将归于过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便是如此……所幸，我只是遭到了撤职、降级的处分，并未被开除党籍。我从六级干部降至十二级，被派往东北制药厂担任经营副厂长（在党内，此类职务据说有特定的控制使用规定）。
“文革”落幕之际，赵德尊于1979年2月荣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一职。随后，在1983年4月，他再度当选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直至1985年9月，他正式离职，开始了退休生活。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即便年届九旬的赵德尊，依然慷慨解囊，缴纳了两万元特殊党费，以支援受灾的灾区同胞。
2012年2月1日，我国著名人士赵德尊于哈尔滨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享年九十九载。
四、马洪
马洪，身为“五虎上将”中最年轻的一员，亦成为后世人称道中最为活跃的英勇将领。
1936年，年仅十六岁的马洪踏上了山西的土地，投身于牺盟会的行列。次年，即在193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不久后进入中央党校深造。翌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毛泽东同志莅临马列学院，为师生们带来了《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精彩报告。
马洪请毛题字。闻悉马洪提及其对阅读报纸的热爱，毛泽东随即挥毫泼墨，题写了“看报有益”四个大字。闻悉马洪对阅读情有独钟，毛泽东随即提笔挥洒，留下“读书是好的，毛泽东”的题词。马洪汇报完工作状况，毛泽东再次执笔，深情地题写了“工作着是美好的”。
毛泽东的教诲为马洪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那是在1939年的炎炎夏日，马洪荣获马列学院授予的“延安模范青年”称号，并荣幸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亲自颁发的荣誉奖章。
在解放战争年代，马洪曾担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等要职，同时亦笔耕不辍，撰写了众多调查报告与理论文章。1947年冬日，高岗莅临冀察热辽地区视察工作时，敏锐地察觉到马洪的卓越才干，遂将其调入东北局。此后，马洪陆续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关键职务，成为高岗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随着高岗进京履职，马洪亦随行至京，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
马洪最终跻身“五虎上将”之列，却遭受了党内职务的剥夺。1954年10月，他被下派至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担任副经理一职。然而，他的理论造诣与才干并未因职位的降低而被人遗忘。到了1956年6月，马洪又被调任至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马洪同志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党委书记，随后又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要职。在此期间，他深度参与了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大政策的研讨，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做出了卓越贡献。
马洪是朱镕基的伯乐。
在东北工作期间，马洪曾领导朱镕基。彼时，朱镕基尚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其敢闯敢试的精神，马洪甚为赏识。
1958年，朱镕基不幸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原单位，并被下放到农场从事放牛和割草的劳作。直至马洪被重新启用，担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一职，他再次将朱镕基调入麾下。可以说，若无马洪的提携，朱镕基可能不会那么迅速地为大众所熟知。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寿87载。
五、郭峰
郭峰位列“五虎上将”之末，然而，在众多关于高岗的文献中，他的名字却频繁出现。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提到饶漱石说过“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事实上，当年调郭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并非高岗的特殊关照，而是党中央的决定。
195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落幕之际，饶漱石在与郭峰的交谈中透露，中央已作出决定，将不久前调派各大区组织部长至中央组织部任职。鉴于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基础扎实，经济建设成果显著，且管理工业的干部经验丰富，因此，特决定由你接手负责工业部门干部的管理工作。
东北地区召开的高干会议落幕之际，郭峰向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高岗同志的书面材料，其中表达道：“总体而言，我在政治立场上是坚定地支持他的。关于他的领导风格，我在每次参加东北局会议及进行个别交流时，所获得的印象普遍是正面的……”
对于只愿听闻喜讯而回避忧患，偏好听好话而非真言，夸耀自身，过分凸显个人，这种态度也是我所不齿的。
然而，鉴于我误以为他始终秉持中央路线，加之中央、主席乃至斯大林同志对他的高度重视——当时尚不知其夸大其词、欺骗行为——以及他对自身的过度自信，不时给予不恰当的赞誉和鼓励，吹捧奉承，这无疑助长了他个人主义倾向的滋长。因此，我对他的某些瑕疵和不满也就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将其视为一般性问题（当时对他的生活堕落尚一无所知），最终陷入了他所形成的反党宗派圈子。
1954年9月的初旬，郭峰遭遇了党内职务的剥夺，随后转任旅大机械五金总厂副厂长。即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那顶被称为“五虎上将”的帽子仍旧牢牢地压在他的心头。尽管他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却始终无法理解，究竟是如何沦为了所谓的“反党”分子。
1976年，“四人帮”被彻底摧毁，郭峰亦如“五虎上将”中的同仁，再度获得重用。他相继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并兼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至1980年11月，他更是荣膺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1995年，适逢郭峰八十华诞，他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诗篇，用以回顾自己八十年的人生旅程。
每忆八十历历程，
如磐风雨奋然行。
牢房战地英雄气，
水远山高坎坷情。
筋骨几番经烈火，
肝肠数度铸忠诚。
每思壮士牺牲志，
何计生前身后名。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疾病缠身，于沈阳走完了他九十年的人生旅程。
1979年，五虎上将几乎同时间被任命为省部级领导职务。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虽然“五虎上将”不得不一次次地检讨、“认罪”，但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中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一经公布，辽宁省委即派遣人员赴沈阳、旅大、盘山等地，对张秀山、郭峰、赵德尊等人的思想动态进行调查。在提交的报告中，他们详细记录了在决议公布后，这些地区党员干部的反应和心态。
中央公布此事件并公开点名，令他们颇感意外，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他们一方面认同中央的处理方式恰当，坚定地支持中央的决策。另一方面，他们仍基于个人考量，顾虑重重。
张秀山同志在收音机中捕捉到广播内容后，步履沉重地踏入办公室，语气低沉地对史景源场长言道：“中央已经公布了高饶问题，连同我们这些人一同曝光，这下可真是声名狼藉了。”
赵德尊同志自事件公之于众后，情绪顿时低落。往昔那般业余时光里热衷于挥洒汗水的他，在事发后的短短两三天里，便不再与人交往。他直言自己的心灵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将自己比作伍子胥，不时地抱怨对人生种种不再感兴趣，渴望党组织能以极端的方式考验他，直至为他献出生命的最后一滴血。
他们普遍承认了错误，然而，对于参与反动联盟这一错误行为的本质及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他们尚未形成充分的认识。
他们普遍认为这很愚蠢，容易受骗。
正如张秀山同志在与党委书记的谈话中所言：“高岗在谈话中竟然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声称毛泽东赞同他的观点，至于少奇同志又是如何呢？如此一番操作，竟然将我这个思想较为单纯的人给骗了。”
“我连加减法都不在行，对经济工作毫无兴趣，我宁愿上前线，成为一名战士。”
1979年，党中央恢复了“五虎上将”的职务，并迅速将他们安置于省部级领导职位上，给予了重用。
尽管他们亦重拾活力，以加倍的勤奋弥补逝去的岁月，然而，他们仍旧期盼党中央对那段历史悬案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1992年，张秀山向中央呈交了《我的申诉》一书面材料。
1997年12月，张明远将《申诉材料》正式呈递至中央。
在《赵德尊回忆录》这部著作中，赵德尊对与高岗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与说明。
郭峰于2004年11月，将有关高岗问题的亲历见证材料呈递至中央。
马洪也曾经就“高饶事件”问题向胡耀邦作过口头陈述。